从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影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论战日趋激烈和公开；国际反动势力也趁机掀起反华叫嚣和活动。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民建成员和工商界大多数人士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针对反右斗争以后，特别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民族工商界的思想状况，中共开始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善，稳定了工商界的情绪，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第一节　  中共调整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察觉到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和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提出了“一张一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缓和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紧张关系，强调要推动党外人士和工商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7月16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上，彭真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题为《一张大字报》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当时某些“左”的错误，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上来，从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毛主席经常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那么紧不行，要松一松，让朋友们到实践中去为社会主义服务。让他们有多少劲使多少劲，有多大本事用多大本事，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六亿人民作贡献，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许多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在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贯彻“弛”的方针指导下，1959年11月，有62名工商业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次大会精神的传达，对于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召开中执委联席会议，会上反映出工商界担心中共和政府改变赎买政策和安排政策的思想顾虑，同时也反映出厌倦改造的情绪。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59年招待民建、工商联与会人员的元旦宴会上，宣布了“五不变”的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这对工商界、民建以及其他民主党派都起到了团结稳定作用。

　　1958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被错误地批判和斗争。1962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予以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一般党外人士，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办法。对中上层人士，则逐个甄别，逐个处理。对于1958年以来在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凡是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不留尾巴。

　　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共产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场“反右倾”运动当时在各民主党派内部引起很大不安，多数人思想很紧张。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在对待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了慎重的、比较稳妥的政策。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座谈，明确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贯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政策，取得了成绩，应该继续前进，继续改造。总的说，大有进步，还有问题。他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运动。

　　1960年，有些地区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时，精简、下放了一批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多数人心情非常紧张，怕被精简和下放农村，更怕到农村安家落户。针对这种情况，同时考虑到下放农村不利于对工商业者自身的改造，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对于有定息的私方人员和资方代理人，应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已经下放的应明确期限，定期调回。这样，纠正了一些地区的错误做法，使多数地区的工商界人士逐步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缓解当时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紧张情绪，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建二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并且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自始至终的帮助和支持。

　　第二节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建内部整风运动结束后，鉴于民建与工商联担负着帮助成员加强思想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共同任务，为了更好地加强协作，开展工作，1959年2月20日成立了民建、工商联协作委员会。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子昂，副主任委员为孙起孟、孙晓村、项叔翔、罗叔章、黄玠然。协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决议，推进民建、工商联成员加强改造，积极服务，包括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出版机关刊物和工商业者家属工作。

　　1959年12月16日～1960年2月21日，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成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负责同志和工商界骨干分子近2 000人。其中民建代表459人，代表135个地方组织的23 900多名成员。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从1959年12月16日～1960年2月18日，首先召开了60多天的预备会议。黄炎培在预备会上致词时指出，这是一次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进的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大会的政治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鼓足干劲，更好地改造，更好地服务。大会应继续贯彻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精神，通过同志们提高自觉性和共同努力，成为一次方向明确、丰富多彩、心情舒畅、效果深入的大会，一次在中共领导下团结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更好地在积极服务中进行自我改造的大会。

　　与会代表在预备会上听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交流了服务与改造的经验。会议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对工商界多数人立场的估计；服务与改造的关系；工商界的前途。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经过深入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形成文件提交正式会议，为开好大会做了准备。

　　这次会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预备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朱德、陈毅、李先念、谭震林、李维汉等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刘少奇还同民建、工商联的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在讲话中就工商界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生活待遇五个不变，重申了中共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号召工商界要“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一心一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谈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预备会议结束后，2月19～21日民建二大、工商联三大举行正式会议。黄炎培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的大会，一次工商界进行自我教育的大会，一次动员工商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会。在预备会议期间，我们成功地贯彻了和风细雨的精神，通过大、中、小各种会议的形式，大家亲切谈心，畅所欲言。在大会上发言的有101人，此外还有书面发言192篇。经过充分的深入的讨论，已就工商界当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总之，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这次预备会议，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

　　陈叔通作了《全国工商业者，坚决响应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提高自觉，鼓足干劲，更好地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的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是关于工商界一年多来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变化情况的估计。报告肯定工商业者已大有进步，在由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转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其政治立场和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资本主义一面减少了，社会主义一面增多了。但是，并没有前进到多数人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的地步。二是关于服务与改造的关系。报告指出：服务与改造的关系确切地说是劳动实践和政治思想改造的关系，劳动实践包括参加体力劳动、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政治思想改造是指在劳动实践和政治学习中所进行的政治思想上的破资立社的自我教育，二者之间是辩证关系。工商业者应“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其他工作岗位为基地，并且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改造。三是对于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看法。报告认为这是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法。四是关于工商界今后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要求和措施。报告提出今后要“坚持劳动实践，继续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以逐步达到改造成为大体上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的目标”(注：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五是关于民建、工商联今后的工作。报告明确“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和帮助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争取不断进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成绩”。

　　盛丕华代表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会务报告。他指出：“本会成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一年多来在工作和劳动实践中，多数人是有很大进步的；很多家属成员在参加街道工作和义务劳动等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事实证明，本会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沿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前进，在工作中不断地巩固成绩，克服缺点，是一定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今后本会一定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进一步团结、教育全体成员，充分发挥骨干分子的带头、模范和桥梁的作用，带动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对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为使自己向光荣的劳动人民转化，为把我们祖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章程总纲规定“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主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泽东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章程规定“本会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本会工商业者成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在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工人阶级学习、贡献才能等方面，取得成绩，做出榜样，并密切联系工商界群众，带动他们积极地在服务中继续改造，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他们的合法权益。反对不利于党的领导的、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

　　大会选出民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69人，二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了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为黄炎培。副主任委员为李烛尘、南汉宸、盛丕华、施复亮、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郭棣活，秘书长为孙晓村，常委为王光英、王艮仲、王绍鏊、王新元、乐松生、刘国钧、刘念义、刘靖基、巩天民、朱继圣、华煜卿、沈子槎、沙千里、陈经畲、陈维稷、吴大琨、吴晋航、吴觉农、吴羹梅、吴韫山、张伯、张敬礼、罗叔章、周士观、荣毅仁、胡子婴、侯德榜、俞寰澄、姚维钧、浦洁修、唐巽泽、徐崇林、凌其峻、章元善、许涤新、莫艺昌、黄长水、黄玠然、黄凉尘、童少生、项叔翔、资耀华、董林哲、潘式言、薛品轩、韩望尘、魏如。

　　二大的召开，是民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下，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这次会议中，形成并认真贯彻了自我教育的“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提高认识的目的。这种和风细雨、发扬民主的会议称“神仙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会的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次大会还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民建和工商界的实际，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在广大成员和工商业者中发挥了广泛的指导作用。

　　第三节　  推动工商界参加经济建设

　　民建二大以后，各级地方组织纷纷召开会议，对“神仙会”的精神进行学习和贯彻，特别对中共提出的“包一头、包到底”、“顾一头、一边倒”的政策，组织广大成员和工商业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推动工商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民建天津市委、市工商联于1960年3月11日召开天津市工商界服务与改造汇报经验交流会，总结工商界服务与改造的成就，并交流经验、树立榜样，进一步掀起服务高潮。民建上海市委、市工商联于3月14日举行传达动员大会，从15日起各区、局、县参加第一批传达的工商业者共1 600余人，就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民建北京市委、市工商联从3月21日起，在两周以内，先后在所属的4个市区组织、3个近郊区组织、10个县级组织开展了传达贯彻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60年12月28日～1961年1月17日，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在西安市召开常委第四次(扩大)联席会议。会议采取彻底敞开、自由漫谈的方式，要求与会人员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摆情况、摆观点、提问题、提意见。会议通过了1961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共同工作要点》，提出要“继续贯彻党的鼓足士气、增强信心、埋头苦干、自力更生、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广泛深入地传达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对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成员和家属进一步加强‘顾一头、一边倒’的教育，推动和带动他们积极服务，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对西安会议精神作了及时传达，并结合当地情况，对工商界人士展开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形势教育活动。形势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正确认识当前的国内形势，正确认识和对待当前存在的困难，正确体会中共中央的“包一头、包到底”、“顾一头、一边倒”政策。形势教育的方式，一是召开各级组织委员扩大会议或代表会议，组织民建、工商联领导骨干、上层代表人士参加会议，进行学习讨论。如北京、上海、沈阳、济南、西安、南昌等市及四川、广东、陕西等省级组织先后举行常委联席会议或委员联席会议，邀请当地党政领导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并进行学习和讨论。二是组织一般工商业者听报告，参加脱产政治学习或在企业同职工一道学习。有些地方对于不在职的工商业者，采取登门拜访的办法，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对于暂时调离企业支援农业生产和重点工商业生产的工商业者，指定专人，采取“送货上门”的办法，使他们同样受到教育。这次形势教育广泛采取了“神仙会”的方法，情况大家摆，问题大家找，分析大家做，办法大家议，逐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疑虑。

　　“神仙会”精神的宣传与贯彻，在工商界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中共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使工商界深受鼓舞，认为是共产党对工商业者的又一次关怀，是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焕发出极大的服务热情，积极地投身于当时党所号召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了工商界的建设热潮。民建北京市委、市工商联组织于1960年2月底召开了“北京市工商界贯彻市群英大会精神继续跃进大会”，大会要求工商界积极投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学、比、帮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大干60天，作出成绩，向“五一”献礼。天津市工商界在传达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议精神后，纷纷表示要遵照共产党提出的“顾一头、一边倒”的号召，积极服务，“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截至1960年12月底，工商界投入“双革四化”运动的人数达到80％以上，不仅工业的私方人员有革新项目，在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私方人员，也都有革新项目。很多项目经济价值较大。天津7个工业系统的私方人员在4月份就生产了高精尖产品270件，实现了自动生产线213条，属于一般“四化”的项目达3 931件，超过上年全年实现的项目。武汉市江汉区在1960年第一季度实现献知识、献技能的“双献”项目达13 661条，其中的“组合搪床”、“水力冲砂机”、“旋风铣”等价值都比较重大。从评奖情况看，上海市黄浦和卢湾两区私方人员在1960年的获奖人数均超过上一年，许多人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吉林省长春市有1 226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占工业私方总人数的17％。

　　在对工商界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协作委员会还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研究有关中共对工商业者“包一头”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顾一头”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协委会北京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关于大栅栏商场对“包一头”“顾一头”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报告》、《北京制药二厂私方的安排使用公私关系情况报告》、《东城区服装鞋帽中心店公私关系情况问题》、《东城区呢绒服装鞋帽中心店私方人员定息问题报告》等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协委会天津工作组在对天津市若干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进行调查后，与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联合写出了《关于在企业中处理同私方人员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1年3月27日～4月22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八市两省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沈阳、重庆八市以及江苏、浙江两省的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会议主要就私方人员的安排使用、病假工资和疾病医疗待遇、定息以及公私共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6月21日～7月20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十省工作座谈会和十市两省家属工作座谈会。参加十省工作座谈会的有山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南、吉林、山西、河南、甘肃、云南等民建领导，参加十市两省家属工作座谈会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哈尔滨、长沙等市和江苏、福建的民建成员。这两个座谈会，是八市两省工作座谈会的继续，着重座谈了五个专题，即安排使用和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工资福利问题、1962年后定息问题、工商业者家属参加劳动生产问题、工商业者家属工作骨干分子问题。两次座谈会所反映的情况和建议，经过整理和研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及时反映，帮助工商业者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定息从1963年起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在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时，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问题，对他们如何妥善安置，政府要负责，工商联也可以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随后开始的精简工作中，积极贯彻党和政府对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有关方针政策，协助做好精简工作。

　　1962年7月6～23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精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精简中有关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规定和当前的宣教工作、生活互助金工作、办学问题、家属工作、开展专业活动以及小商小贩问题。会后，各级地方组织进行了及时传达。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成立了精简小组展开调查研究，掌握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节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下半年，由于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又重新抬头和发展起来，使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升级。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给当时的统战理论和政策造成极大混乱，正在进行的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打击的党外人士甄别平反的工作被迫中断，统一战线内部调整关系的工作无法继续，并直接影响了民主党派工作的开展。

　　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在工商界普遍开展了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12月24日～1963年1月20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中执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出、列席人员共310人。会议着重学习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并一致认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会议同意，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工商业者只有在国际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在增产节约中作出成绩，才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表现。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工商界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家属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的决议》。会议结束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各地组织进行了深入的传达，并把开展“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放在重要位置，组织成员、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属建立各种学习小组，采取多种形式，学习政治理论，并使学习固定化、经常化。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还多次举办宣教工作座谈会，研究分析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交流“三个主义”教育的经验。

　　1963年3月以后，城市“五反”运动和农村“四清”运动先后展开。在国际方面，中苏争端日趋激烈，美、苏和印度三国形成反华大合唱，加上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紧张，一些工商业者的思想表现混乱。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认为“近一、二年来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又一次大反复”。面对这种情况，1963年7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宣教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广东、湖南、河北、河南、山西、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十四省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八大市民建、工商联主管宣教工作的负责人，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主委、部分副主委、常委、正副秘书长以及各工作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的中心内容是：研究、分析当前工商界动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交流在工商界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座谈会对工商界的“大反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编发了座谈会纪要。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纪要对工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工商界在政治、思想、经济、子女教育、企业工作等方面，存在大量问题，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风浪中发生的又一次“大反复”。“这个大反复所以产生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是资产阶级本性在一定气候下的又一次大暴露、大发作。这个大反复的内容，包含着两个方面：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一股资本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紧张的反映。这个大反复，就其性质而言，是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以上对工商界思想动态的判断，会议决定：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商界中深入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随后，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举办读书会、学习座谈会，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成员现身说法，联系实际，“查思想、找差距”，人人过关检讨有没有“大反复”。后来斗争日益加剧，调子越唱越高，甚至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进行批判打击，许多工商业人士思想非常紧张，感到“改造无尽头”，严重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1963年11月，全国人大召开二届四次会议。会议发表的《新闻公报》重申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指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举行三届四次会议，决定继续广泛地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12月5～10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关于贯彻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的决议和精神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四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届四次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在工商界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继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议》。会议号召全体成员，“一定要在接受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进一步加强改造，克服大反复，提高自觉，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工商界开展“三个主义”教育，1964年4～6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经验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区、北京和上海民建、工商联的负责人。会议普遍反映：工商界害怕阶级斗争，厌倦改造。不承认“大反复”，要求“三个主义”教育“适可而止”。会议强调，“三个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搞通思想，启发自觉，进行自我改造，落实到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三个主义”教育要在整个过渡时期反复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决不能“适可而止”。此后，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学习班等，推动成员进一步接受“三个主义”教育，组织工商界批判“求安”、“怕变”、“安居中游”和“适可而止”的思想，等等。开始时，教育的方式还基本上遵循了“神仙会”的精神，和风细雨，敞开思想，联系实际。但是到了后来，就发展成了自揭问题、压人认账的斗争形式，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斗争加温加压，使学习座谈会变成了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场所。许多工商业者对“三个主义”教育产生厌烦和“学不下去”的情绪，甚至发生了个别工商业者被迫自杀的悲剧。当时武汉的一位工商业者不无感慨地说：“1956年交出了生产资料，1958年整风运动向党交了心。1959年大有进步，1960年度过了困难，现在应该是摘资产阶级帽子的时候了，但是‘三个主义’教育运动还要搞五年到七年，思想上接受不了。尤其是提出‘大反复’，越学越自卑，感到‘改造无望头’。”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一般工商业者的思想情绪。

　　在这期间，民建中央号召各级地方组织认真推动成员学习“社教”有关文件，组织成员参观学习。动员一部分干部参加所在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前往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其中一些干部被分配到各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贫下中农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奉命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关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工作，1979年3月30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关于神仙会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段的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工作问题》中作出了评价，指出，“在神仙会以后，为了贯彻神仙会的决定和精神，各级民建、工商联组织和全体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在我们工作中，也出现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1963年提出工商界出现所谓大反复，后来又上纲为复辟性的大反复，大量事实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1964年公开批判统一战线中的所谓‘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在‘三个主义’思想教育中还有所发展，反映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工作有一段时间也存在着那种宁‘左’毋右，  ‘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1981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为所谓“大反复”的错误估价作了纠正。他说：“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来说，毛病出在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对工商界当时的政治思想动态，作了过头的、不正确的估计。这个责任主要不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而在中央统战部。”

　　1965年12月，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逝世。黄炎培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是民建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为民建的创立和发展，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炎培逝世后，民建中央决定由李烛尘担任代主任委员。1968年10月，李烛尘逝世。李烛尘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贞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民建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实业家，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