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以后，为了扩展会务，开始着手地方组织的建设。1945～1949年，先后在重庆、上海、港九、北平等地建立了分会和组织。

　　第一节　  重庆分会

　　1945年12月20日，民建总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了成立重庆分会的决议。会议指派章乃器、杨卫玉、徐崇林、鄢公复、赵懿明、田钟灵、董幼娴、辛德培、温仲六等9人组成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建工作。

　　1946年1月4日，筹备委员会举行会议，增补了20位筹委会委员。2月24日，重庆分会在重庆市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正式成立。根据总会理、监事不兼任分会理、监事的原则，大会选举了分会的领导机构。辛德培、袁庶华、王智仁、赵友农、田钟灵、陶守诚、黄鼎臣、李学民、赵懿明、彭友今、黄次乾、冯克熙、桂仙樵、胡夏畦、鄢宝璋、刘崑水、罗又立、孙运仁、李国珍、尚丁、伍丹戈、闵陶笙、沈其明、冯子源、黄勋、楚湘淮、李德明、田嘉谷、唐崇礼等29人为理事。辛德培、袁庶华、王智仁、赵友农、田钟灵、陶守诚、黄鼎臣为常务理事。程铭勋、张群华、寿墨卿、顾定九、郭香谷、樊景云、张维良为监事。重庆分会为民建组建最早的一个分会，有会员300余人。

　　分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分会会址暂定在迁川工厂大厦内，与总会一起办公。同时，决定以《自由导报》为重庆分会机关报。民建总会迁往上海后，重庆分会迁至大梁子青年会大厦办公。

　　总会迁沪后，为了领导、帮助重庆分会的工作，民建总会决定，由留在重庆的理、监事组成“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由黄墨涵、鄢公复、徐崇林、黄次咸为召集人。

　　重庆分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先后与中小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扶轮社等举行座谈会、报告会、聚餐会，邀请张友渔、许涤新、李澄之、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到会讲演，揭露官僚资本的罪恶，帮助工商界提高认识。

　　1946年，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重庆分会联合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共同发起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签名运动，从重庆分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成员开始，很快扩展到社会各界，签名的有4 271人，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内争”，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通电内容和签名名单。

　　当国民党宣布民建为非法团体后，重庆分会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进行。1947年11月，徐崇林、田钟灵等秘密召开会员大会，决定调整领导力量，将仍在重庆的总会理事和分会部分理、监事共同组成核心领导小组，徐崇林为召集人。同时确定由徐崇林、刘崑水为分会与中共和其他友党接洽的代表。根据会员本人自愿和职业界别，分别编为工业、商业、财金、文教、社会福利等小组，以聚餐会等不同形式开展活动。在重庆解放前夕，分会在护厂护矿、策动伪警人员起义等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为重庆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节　  上海分会

　　民建成立以后不久，就推派常务理事杨卫玉赴上海发展会员。先后有盛丕华、张伯、包达三、陈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艺昌、潘公昭、陈维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顾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

　　1946年1月10日，民建总会函请在沪理、监事推动上海会务工作。27日，在沪会员举行首次大会，推选于炳南、王却尘、王载非、王纪华、田和卿、何叔伦、沈肃文、周仰汶、姚惠泉、俞寰澄、徐永祚、徐伯昕、高步阶、陈巳生、胡西园、张企翁、盛丕华、庄茂如、杨卫玉、杨拙夫、鲍文希等21人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在2月3日召开的筹备会议上，胡厥文报告了民建在重庆的成立经过，孙起孟报告了发起组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和民建今后的方针。筹备会议决定，由杨卫玉、王载非、王却尘、田和卿、姚惠泉、徐永祚、周仰文组成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办理会员入会、登记等事宜。

　　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往上海。5月22日召开的总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总会全体常务理事都为民建上海分会筹委会委员。10月下旬，民建总会改组分会筹委会，推举章乃器、施复亮、张勉之、尚丁、范尧峰、周肇基、林大琪、胡肇昌、孙运仁为委员，章乃器为召集人，加紧分会的筹备工作。

　　1946年11月10日，举行了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施复亮、包达三、王却尘、盛丕华、张伯、孟望渠、陈巳生、俞寰澄等120余人。大会选举林大琪、周肇基、郝玲星、何萼梅、胡肇昌、莫艺昌、笪移今、孙运仁、尚丁、朱德禽、勇龙桂、叶敞、潘公昭、林永俣、张勉之、李正文、姜化民、袁庶华、顾思义为理事，张沛霖、辛德培、黄菊森、夏循元、史慕康为候补理事；徐永祚、孟望渠、盛康年、沈子槎、吴蜀希、吴荫松、王憩新、于炳南、杨椒其为监事，吴盘勋、顾留馨为候补监事。

　　大会通过了《民建上海分会成立宣言》。宣言阐述了民建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并对“不右倾、不左袒”的立场作了解释。“我们不讳言自己是中间派，因为在群众基础上，我们愿意团结中间阶层的政治力量，特别愿意团结工商业界人士及文教工作人员。在政治路线上，我们愿意走改良进步的道路，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也不愿意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同时，我们知道，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决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也无法调和。”“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是目前实现和平民主的惟一正确的中间道路。”“政协闭幕以后9个多月的政治斗争，表面上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派与反民主派的斗争，拥护政协道路与破坏政协道路的斗争。”

　　上海分会成立以后，与总会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港九分会

　　1947年7月，民建总会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根据形势需要开拓海外工作。会议决定，由何民麟、章乃器、孙起孟、田钟灵、徐崇林、林大琪、严希纯着手筹备民建香港分会。会后，章乃器赴香港开展筹备工作。

　　1949年初，在港会员已有近50人。2月19日，召开港九分会成立大会。会议由何民麟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指出，民建在重庆成立以来，推动民主运动已著光辉史迹，“目前之新政协亦有本会代表出席参加，港九为华南及海外重要据点，任务非常艰巨，希望会员诸君共同努力，建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李葆和代表分会筹备委员会报告了筹备经过，盛丕华代表民建总会致词。大会当天，恰逢黄炎培到达香港，他非常高兴地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港九分会章程》。“本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港九分会“设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七人至十七人组织之，理事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理事互选常务理事三人至七人组织常务理事会，并依照理事会决议分工处理会务。”理事会下设总务组、财务组、会员组、研究组等，并决定必要时经过理事会决议增设其他各组。民建港九分会由何民麟、黄玠然负责。他们在向上海、重庆民建组织传达解放区消息，宣传中共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时，在接待内地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人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各民主党派协商一致的意见，港九分会停止了活动。

　　第四节　  北平分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经东北、华北、华南及香港等地，陆续到达北平。3月，民建总会理、监事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到达北平。经与北平会员肖心之等商议，应工商业者的要求，决定发起组织“新知识座谈会”，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3月3日，北平会员与部分工商业者聚会，邀请民建总会孙起孟介绍东北解放后的情况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很受欢迎。这次活动以后，决定每一两周举行一次“新知识座谈会”。黄炎培、盛丕华、俞寰澄等都先后到会作过报告。4月初，民建总会在北平恢复常务理事会后，决定通过“新知识座谈会”，在北平开展宣传工作，物色发展民建会员。随后，制定了新知识座谈会组织规程，由“自来自去”改为发放长期听课证。

　　“新知识座谈会”对北平分会的成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民建总会于6月12日设立了北平工作委员会办事处，孙起孟担任总干事，孙锡三、唐庆永、赵宜之、浦洁修为筹备会干事。

　　经过紧张的筹备，北平分会于1949年8月21日举行成立大会。孙起孟作筹备经过报告，黄炎培作了讲话。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北平分会会章》。大会选举南汉宸、凌其峻、浦洁修、唐庆永、孙孚凌、伍丹戈、刘一峰、傅华亭、丁佑迪、李金声、姚博岩等19人为理事，李培之、潘禹言、黄树铭、华南圭、胡钦之为监事。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选举南汉宸、凌其峻、浦洁修、傅华亭、刘一峰、孙孚凌、唐庆永为常务理事，李培之、潘禹言、黄树铭为常务监事，选举南汉宸为理事长，凌其峻为副理事长。

　　北平分会成立以后，与9月底迁京的民建总会一起，更广泛地开展“新知识座谈会”活动。至1951年底，共举行100多次。

　　第五节　  武汉地下小组

　　武汉小组成立于1949年2月。华煜卿任组长，成员有金斌统、蓝昌农、贺尔梅等。小组成立后，秘密举办“星期六聚餐会”，宣传中共的工商业政策，迎接武汉的解放。

　　在武汉解放之际，为保证水电供应和电讯畅通，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托华煜卿，配合工人做好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和电信局局长尤基绍的工作，动员他们留在武汉，不拆迁工厂、不破坏机器，备好燃料，保证水电供应和电讯畅通。通过多次交谈和动员，孙保基和尤基绍按照华煜卿的要求，留在了武汉。

　　1949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准备渡江。白崇禧企图破坏武汉之后逃窜。武汉地下小组千方百计与之周旋，并想方设法保存了武汉的工厂、商店免遭敌人破坏。为了做好工商界安定思想、迎接解放的工作，印发了题为《迎接大时代的到来》的宣传材料，分别寄发工商界人士。在此前后，还将中共的城市政策等有关宣传材料及邯郸电台的广播内容，分别在群众中进行传播。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军队逃出武汉。中共党组织指示华煜卿设立观察站，随时汇报敌军撤退情况。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把市内的公有粮库抢掠一空，解放军的粮食供给发生困难。民建成员积极行动，迅速向米厂、面粉厂借到大批粮食，协助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