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当时，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为了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重庆创建了民主建国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民族工商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阶级结构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少数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和统治中国的支柱；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但人数不多；在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外，是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外国资本的巨大压力，又受国内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同时，由于自身的弱点，它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反帝爱国、反封建的要求，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又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一、与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许多志士仁人在苦难中多方寻求富国强民之路。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黄炎培，目睹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忧心如焚。在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和感染下，他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志向。“兴教育、办学堂”是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1903年，黄炎培在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办起了川沙小学堂，希望用教育“唤起民众”。以后，又经过对国内外教育的研究和考察，黄炎培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为此他主张实行职业教育，以“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等人的支持。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也慷慨捐赠。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与此同时，许多志士仁人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胡厥文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26岁时就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为了带动同业，使民族工商业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图存，胡厥文于1927年又发起创办了上海铜铁机器业同业公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犯上海，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同时，上海人民也轰轰烈烈地支援前线，配合军队作战。国难当头，焉能安业?胡厥文也立刻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他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织，发动全市工商界支援抗战。爱国企业家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水雷、地雷，支援前线守军。几十天里，胡厥文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工商界发扬反帝爱国的传统，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胡厥文等多方奔走。拟将自办工厂迁往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资源委员会关于搬迁上海民族工业的提案。随后，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在爱国实业家胡厥文、颜耀秋、支秉渊、吴羹梅等人的推动下，内迁工厂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8月27日，首批27艘满载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其他工厂部分人员、设备的船只开始了内迁的征程。此后，大批工厂陆续内迁。到1940年，沿海民营工业迁入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企业共有452家。其中，有被誉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铅笔大王”吴羹梅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马冠雄主持的顺昌机器厂，“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章华纺织厂，李国伟主持经营的武汉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周仲宣经营的周恒顺机器厂，李葆和主持经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主持经营的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等。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民族工商业家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运输工具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不顾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工业大迁徙，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绝大部分迁川工厂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任务。为便于调度和指挥，在镇江设立了联合运输处，由童少生统一调配内迁车辆和船只。民生轮船公司为民族工业的内迁作出了积极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抢运过程中，先后有16艘船只被日本飞机炸沉、炸毁，116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内迁的民营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迁川后，在犍为创办了“新塘沽”工业区，并首创枝条架浓卤法，节省了燃料，制造出盐、酸、碱等民用军需产品。周恒顺机器厂、顺昌机器厂、中国汽车公司华西分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分工合作，生产了大量迫击炮弹、地雷、水雷及飞机炸弹引信、弹尾等军需产品。天原厂生产的盐酸、烧碱等产品供不应求。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生产了用煤气发生炉装备的汽车。酆云鹤在四川创办的西南化学厂为制造炸药生产了大批甘油。

　　原本在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胡子昂与胡仲实、胡叔潜于1932年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到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公司已发展成拥有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四川水泥厂、华泰木厂、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等企业的华西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产品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华西企业集团还于1941年创办了华康银行，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在经营四川畜产公司时通过猪鬃出口，换取了战时急需的外汇和物资。

　　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战争、振兴民族工业、发展战时经济，民族工商业者先后在重庆等地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如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子昂等参与组建的西南实业协会，庄赞臣、颜耀秋、潘仰山等创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罗叔章、徐崇林等创办的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这些社团成立以后，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反对官僚资本，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迁川工厂为展示在大后方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实力，于1942年元旦在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先后有200多家工厂参展，展出产品49类，为期15天。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国民党政府官员林森，美国和苏联驻华大使均前往参观。周恩来在题词中写到：“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分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董必武题词称赞：“集合西南各种工业之大成，表现我国抗战建国力量之雄伟。”邓颖超题词为：“联合互助，发扬科学，提倡生产，建设新的中国。”1944年10月10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举办“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再次轰动山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再次前往参观并题词，对民族工业给以高度评价，使民族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

　　二、抗战胜利后工商界面临的严峻局势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战后建国方案。会议特别强调，今后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实现建国目标。会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成立由人民革命力量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这样，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此时此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但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他们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在抗战后期，大后方通货不断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经济每况愈下。民族工商业者饱受国民党政府的管制、限价、重税、高利贷以及贪官污吏的压榨勒索之苦。大部分工商企业日趋衰落、朝不保夕。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境。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及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了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会，商讨应付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三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这一时期，他们在思考中得出的结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后来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当中。“世界需要和平，国家需要民主统一，人生需要自由康乐”，而要达此目的，就需要把平民组织起来。“在过去，中国的平民曾经表现出来极其伟大的力量。由辛亥革命、北伐，以至抗战，哪一场的胜利不是靠着平民争取得来的?所可惜的就是平民没有自己的经常组织，事情完了，一轰而散。于是再让恶势力死灰复燃，再让政客官僚们投机取利，再让国事开倒车，结果是再让平民自己受罪!这种循环，今后是万万不能再有了!”

　　三、黄炎培等到延安访问

　　与此同时，与民族工商界有联系的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也在思考国家未来的前途和民族工商界的命运。当时，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状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正在重庆印发流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读后颇有触动。为了推动国共谈判，他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在一次谈话中，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次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眼界大开，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回到重庆以后，他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节　  民主建国会的诞生

　　一、新政党的筹组过程

　　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黄炎培和杨卫玉到六厂联合办事处与胡厥文谈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问题，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于是，决定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党。胡厥文提出，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经研究，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参加筹备工作。

　　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8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后，异常兴奋地到胡厥文家中，介绍机场欢迎的场景和毛泽东的书面谈话。9月17日，毛泽东在曾家岩招待重庆部分工业界人士。随后，胡厥文、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在桂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的负责人。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使在座的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阴谋也有了警惕。

　　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也进一步加快。9月11日晚，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等再次开会，讨论政党的筹组工作，由章乃器负责起草纲领。9月29日，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10月3日，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吴羹梅、章元善、李烛尘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10月6日，黄炎培、胡西园、章元善、杨卫玉、孙起孟再次就政治主张和组织原则进行了讨论。

　　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0月12日，主要筹组人员讨论了《民主建国会章程(草案)》。11月16日，又开会决定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改为《民主建国会政治纲领》。11月28日，民主建国会筹备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孙起孟、章元善、施复亮、酆云鹤、胡子婴、辛德培、黄墨涵、张雪澄、陈之一(钧)、徐崇林、周子义(焕章)为筹备干事。在12月5日的筹备干事会议上，通过了章乃器起草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在民建的筹组过程中，胡子昂参加了酝酿工作，但由于其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的身份，不便公开出面，因而介绍华康银行协理鄢公复代表参加发起，并在筹集经费等方面尽力给予了支持。

　　二、民建成立大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还有少数共产党员。最后议定，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当天，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词。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从此，宣告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1945年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当日，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词。他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黄炎培报告筹备经过。他指出，“本会产生于每一个人的要求，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当有这样一个组织，最初发起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每周开会一次或二、三次，最后一次筹备会为十二月十四日，共开会二十四次，其间经过虽为时不久，但亦相当艰苦，参加签名而已经离渝者已不少，愿参加而未及签名者亦复不少。”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胡西园、王之轩等人分别致词。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黄墨涵致闭幕词。最后，大会在“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从此，民主建国会宣告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第三节　  民建的国是主张

　　民建成立大会通过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等重要文件，提出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要求民主，要求建设。

　　《民主建国会章程》规定，民主建国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民主建国会政纲》把民有、民治、民享作为民建的最高理想，“认定民治实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同时，针对当时局势指出：“抗战既获胜利，我人认为必须于和平中完成建设，以恢复元气，增进国力；于统一中实行自治，以安定秩序，发挥民力，而和平与统一，均须于民主政治中求之。有效之国防，亦端赖政治进步，经济充实，益以教育文化之发达，始能奠定其基础。”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具体地阐述了民建的政治主张，涉及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国际关系方面，主张“必须披肝沥胆，向世界表示爱好和平的赤诚，以祛除一切国家的疑虑。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以求获得双方的亲善与协助。进一步巩固联合国的基础，以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逐渐达到世界大同的终极目标。”

　　在国内政治方面，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必须即刻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活动，充分尊重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的自由，以昭大信于天下；各政治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然后由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以彻底铲除贪污，充分提高行政效率，从人民有权以进于政府有能。同时，以户为单位的保甲制度，必须取消，改用以人为单位的自下而上的自动自发的组织，以实现真正的自治。所有足以阻抑人民参与政治的公民宣誓，以至民选官吏及人民代表候选人必须经过考试考核的规定，必须完全废除。”

　　在经济方面，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同时集中力量，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工业农业必须兼筹并顾，以谋求国民经济发展之健全，货币、金融、贸易、捐税等政策，必须彻底改善，期能密切配合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工业区必须迅速指定，工业标准必须尽速完成，以便利人民之经营。”

　　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有全部就业计划，并负责求其实现，以期无业者之有业；同时充实职工福利及业余生活设施，以期有业者之乐业。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之基础。工厂管理须力求民主化，但不能以此破坏管理权的完整，因而妨害企业精神和生产效率。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自动组织，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只能从旁协助，而不应加以控制和操纵。扩大妇女教育和妇女职业，以切实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应同时顾及生理条件的适合，且须扩充社会设备使妇女职业不会影响家庭生活、生育保护和儿童健康。社会保险制度必须逐步推行，限期完成。卫生保健工作，应从社会最低层入手。一切社会救济设施，均须以无告的贫苦人民为对象，而力求有效。”

　　在教育文化方面，主张“应以国家力量，一面鼓励其自由发展，一面调整其地域和部门的偏枯。义务教育必须努力推行，以求普及；免费学额必须大量扩充，以求教育机会均等。各级学校课程，必须斟酌删减；同时充实设备，提高教育水准，以求效果之宏大。人格的培养与生活技能的训练，必须兼顾；更宜尊重教学自由，以启发民主精神，并诱导高深学术的探讨。天才儿童必须加以爱护；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在技术上有特殊成就者，均宜特别尊崇，以鼓励文化学术上的创造发明。”

　　民建的上述主张，体现了当时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期望。民建强调民主，是当时民族工商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需要。民建要求建设，是为了反对外敌经济侵略和内战的破坏，争取民族经济的复兴。这些主张，适应了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对和平与民主的渴望，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纲领的要求大体一致。民建政治纲领的进步性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民建的纲领具有两面性，既有进步民主性的一面，也有消极妥协性的一面。如在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以求获得双方的亲善与协助。”“中间路线”的提出，反应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

　　第四节　  民建领导机关

　　《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对民建的组织制度作了规定。基本特点是“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在会议中，主席之职权仅为维持会场秩序；对外言论，代言人仅能表示团体之意思。”“现有上层组织，为临时性，俟全国各地分支会组织完成，再行由下而上之选举，以决正式组织。”

　　根据上述规定，在成立大会选出37位理事、19位监事。担任理事的有：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却尘、俞寰澄、张澍霖、酆云鹤、胡子婴、林汉达、庄茂如、章元善、王靖方、王载非、徐崇林、黄墨涵、萧万成、毕相辉、夏炎德、鄢公复、宁芷村、范尧峰、王孝绪、漆琪生、林涤非、姜庆湘、陈钧、文先俊、罗叔章、王之浩、周勖成。担任监事的有：李组绅、阎宝航、冷遹、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沈肃文、魏如、杨美真、萧伦豫、胡景文、董幼娴、邓建中、徐伯昕、刘伯昌、钟复光、刘丙吉、姚维钧。

　　1945年12月19日，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互选了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会议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黄墨涵为常务理事，选举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为常务监事。

　　12月20日，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设立秘书处、财务组、会员组、分支会组、言论出版组、技术研究组、事业推广组、对外联络组等办事机构，明确了相应的负责人。其中，秘书处主任孙起孟，副主任何萼梅、范尧峰；财务组主任黄墨涵，副主任鄢公复；会员组主任章乃器；分支会组主任杨卫玉，副主任温仲六；言论出版组主任施复亮，副主任毕相辉、伍丹戈；技术研究组主任胡厥文，副主任酆云鹤、魏如；事业推广组主任章元善；对外联络组主任胡西园，副主任徐崇林。

　　同时，为了宣传国是主张、推进会务和沟通成员之间的联系，会议决定创办《平民》周刊。 《平民》周刊于1946年1月12日正式出版，至2月9日共出版4期。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周刊发行人，伍丹戈、施复亮、姜庆湘、孙起孟、章乃器、章元善、毕相辉、彭一湖、张雪澄为编辑委员，具体工作由施复亮负责。周刊社址设在重庆江家巷1号。

　　《平民》周刊是民建的机关刊物。其主要刊载民建成立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和成员的政见文章，宣传民建的国是主张，沟通成员之间的联系。